在创建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时刻，副师长和师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根据党中央和主席关于发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率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三四四旅六八九团和曾国华支队（五支队），于1938 年5 月初到达南宫县城。我们向徐副师长汇报了冀南区的情况。徐帅和我们一起研究分析了冀南的抗战形势和我军的发展。5 月10 日，攻打威县城，毙伤日军百余人。5 月6 日，平息了南宫一带的反动会道门六离会叛乱。对六离会我们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做了大量的争取团结工作。我们多次召集六离会的头头谈话，苦口婆心劝他们与我军合作共同抗日。他们拒绝与我军合作，他们不但不抗日，还杀害我抗日人员，发动暴乱。

　　我们以南官为中心，分兵向东、向南展开，先后收复了临清、高唐、夏津、枣强、曲周、永年、成安、肥乡等县城。开辟了运河以东、以西和漳河以北大片地区。副师长率主力部队开进冀南震动很大，影响也很大。他当时名气很大，他的名字一亮，许多人都来拜见他，请教抗战的大问题。先后来会见徐副师长的有聊城的抗战爱国将领范筑先、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临清专员韩多峰、濮阳专员丁树本等。冀中的吕正操也来南宫会见。

　　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发展较快，当时已经成立了冀中军区和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冀南本地有名望的人，更是渴望见一见，共商抗战大事。也想看一看徐是位什么样的人物，怎么打仗那么厉害。见面一看，向前文质彬彬，像个教书先生，和他们原来想像的大不一样。

　　那时向前从早到晚忙得很，很辛苦。我和再道、志坚是他的助手。他利用各种机会同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大量做团结争取工作。

　　1938 年6 月14 日，范筑先来冀南会见徐副师长。范当时是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也称聊城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早年曾在冯玉样西北军任职，是位抗战爱国将领。

　　1937 年11 月中旬，正当军纷纷南撤时，他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裂陛北视，决不南渡”，决心抗战到底。范来冀南后，陈再道、刘志坚和我随同徐副师长会见了范，就抗战问题我们彼此开诚布公地进行了商谈。联合范筑先，把冀南与鲁西北的抗日力量连成一片，是我们挺进冀南平原的一项重要任务。

　　韩多峰是山东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也称临清专员），也是原西北军军官，和范筑先的关系紧密，同我们的关系也比较好。我们收复临清县城后，专署迁入临清城，与东纵合作抗战。 1938 年9 月，韩赴南宫参加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期间，沈鸿烈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将韩撤职。

　　正当我们在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主席于1938 年5 月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在这部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及国际关系情况，提出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途。同时指出中国一定要进行艰苦的抗战，只有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才能克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当时拜读主席这篇光辉著作，联系抗日斗争现实，深感这是部了不起的著作，使我受益匪浅。《论持久战》明白准确地提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具体战略任务与实现这些任务有关的政治、军事方针，始终指导了冀南的抗日斗争，成为鼓舞冀南军民应付严重局面，渡过难关、夺取最后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七·七”事变后，冀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打着各种旗号的武装。如何按照党的统战政策，正确对待这些武装，是我们进入冀南后遇到的一个明显问题。这些武装出现的原因是：日军打到冀南来了，军队向南溃退，的地方政府也跟着跑了，成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流落在民间的很多，有些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看到日寇入侵步步紧逼，山河破碎，同胞受辱，愤然组织起武装抗日救国。还有些人出于“保家护村”，也组织起武装。也有少数土匪坏人趁机组织武装，扩大势力。也有些人在日本入侵的形势下感到没有出路，拉起队伍寻找出路。这些武装，有的称“游杂武装”，有的称“杂色武装”，也有的称地方武装。不管如何称呼，其基本特点是相同的，就是杂。政治目标杂，组织成份杂，内外关系杂。这些武装，除个别为汉奸坏人操纵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某些抗日要求，他们既有被我争取、改造的可能，成为真正的抗日武装，又有被敌人收买、利用的可能，成为助敌为虐的反动武装。他们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对此，曾给邓政委、徐副师长和我发过电报，指示我们“对冀南各县保安队及其所属的零散部队迅速设法去改造或收编，以免被他人利用。

　　根据军委和师首长指示，我们积极争取、收编、改造各色武装。同样，敌人在其已占地区也是大力收编土匪、保安团队，组建伪军，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威县伪警备旅就是被日军清水部队收编的原威县城北的民团。这支部队经过冀南地方党做工作大力争取，加之我军声望和胜利发展的影响，毅然弃暗投明接受我军收编。我们将该部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

　　我给他们讲了抗战形势，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改变这支部队的复杂成份，派了些党员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去。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工作。这个部队大部分是威县子弟、是一支土生土长的游击武装。地域观念较强，愿意在本乡本土抗日。针对这种思想，我着重向他们讲了抗日与爱乡的关系，爱家乡首先要救国家。抗日不能只在本地抗，抗日不能“自扫门前雪”。这支部队经过几次整编，后来编为新四旅十一团、转战南北，屡建战功，成为冀南主力部队之一。

　　段海洲的“青年抗敌义勇军团”和赵辉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是接受我们改编的两股比较大的武装。

　　段海洲是河北安平县人，学生出身。“七·七”事变后，在家乡一带联络了一些亲朋友好和一些热血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少数员），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青年抗敌义勇军团”，段为司令。这支武装发展很快，到1938 年初就有4000 余人。驻在武强一带。另在冀县一带有一支武装称“河北民军第二路”，头头叫赵云祥，他是第二十九军南撤时未走的一名军官，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打起“抗日”旗号，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占据了冀县、衡水一带。为扩充实力，多占地盘，赵部想吃掉段部，两部有矛盾。

　　我到冀南前夕，再道曾邀请段、赵商谈共同抗日。当时段、赵两部是冀南地区各种武装中最大的两股。我军初到冀南，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日，或暂时保持中立，对我军发展有利。

　　后来，段海洲派他的秘书陈元龙等几次来南宫，表示愿意接受改编。段本人也曾亲自来南宫，我们接待的非常热情。徐副师长亲自和他谈话。我和再道也参加了。我们态度诚恳、坦率，推心置腹。段很受感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段一再表示愿意接受改编。我说：欢迎你参加八路军，我立即给总部首长发电请示。第二天我和再道请段和陈元龙吃饭，席间收到刘师长的回电，同意收编段部，我们举杯相庆。徐副师长对段说：部队是你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改编时不给你拆散，保持原有的干部和编制。名字改一改，叫一二九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简称青纵）。段仍当司令，派李聚奎任政治委员。

　　我们所以能顺利改编段部，根本原因：一是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和我军的模范行动；二是受赵云祥部威胁，恐遭吞并；三是内部的地下党员和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的非消极作用；四是段海洲本人有一定的抗日要求。

　　为了改造和培养干部，段部改编为青纵后在南宫县苏村办了培训班。徐副师长讲授“运动战与游击战”，我讲授“统一战线”，刘志坚讲授“政治工作”，张茂林讲授“敌军工作”。

　　后来将以老红军团——七七一团为骨干的独立旅编入青纵。段仍为司令，徐深吉为副司令。这支部队战斗力大大加强，成为一支正规的野战部队。

　　在长期战斗中，造就锻炼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有的建国后成了国家的高级干部，有的当了将军。也有一些在胜利前就血洒疆场，以身殉国。青纵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就是这里面之一。 1985 年陈元龙的父亲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并寄给我一封信，我给回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表示：“元龙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我们至今仍感到十分悲痛⋯⋯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忘记在冀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指战员、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包括陈元龙在内。”

　　后来段海洲因患眼疾请假回乡，徐副师长批准了他的要求。行前还送了些马匹、，段回去后，又将马匹、送回来了，他本人离了队，到了石友三那里，他们有旧关系。讨逆时，徐深吉曾给他写了一封信，晓以大义，劝其回头，他听不进去。段海洲离队，抱憾终身，主要责任在他自己。

　　我们收编的另一支较大的武装是赵辉楼的部队。赵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旧军人。“七·七”事变后，为了“保家护村”抵御土匪骚扰，组织起束鹿、赵县、藁城、栾城、晋县五个县的联庄会。其成员大部分是农民。为争取赵辉楼共同抗日，地方党派人去做工作。1938 年初，五县联庄会改编为“民众抗日自卫军”。后来赵辉楼主动提出要将其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我们就改编问题和赵进行商谈。商谈结果并报请上级批准：一、赵部改为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赵为司令员，赵月舫为政治部主任。编三个团，每团两个营；二、给赵部派各级政治干部；三、暂驻束鹿、晋县、藁城、赵县地区及石家庄一带活动。冀豫支队开始改编时，曾有加不加“八路军”三个字的讨论，后来还是同意在“冀豫支队”前加上“八路军”。

　　1938 年秋，根据一二九师首长指示，赵辉楼部和汪乃贵支队合并，仍称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冀豫支队），赵任司令员，副司令员汪乃贵，政治部主任赵月舫，参谋长范朝利。赵辉楼进步很快，不久就入了党，成为我党正式党员。这支部队后来调给三八五旅了，成了一支骨干力量，赵担任副旅长。冀豫支队的有些干部留在冀南了，如范朝利、李定灼等。

　　除这三支较大的外，还收编了许多股各类武装，像景县的葛贵斋、衡水的邵伯武、邱县的李景龙、冀县的金庆江、宁晋的赵勤甫，以及许多县区的保安队等。葛贵斋还当了我们军分区的司令员，后来叛变跑了。

　　为了安定冀南社会秩序，对有些作恶多端顽固不化的惯匪，我们毫不手软，坚决打击消灭之。比如任县的刘国栋，绰号刘磨头。不仅不听我之忠告，反而卖身投靠日军。奸淫掠枪无恶不作。盘踞在号称小梁山泊的环水村，二十年来未能攻破过。气焰十分嚣张。我们一举将其消灭，群众拍手称快。

　　枣强县民团团长杨玉昆，也是一个顽固分子。暗中勾结日军，被秘密委任为枣强、景县、故城三县“剿匪”司令。我曾多次派人与其谈判，做争取团结工作，希望他放弃反动立场与我共同抗日。杨拒绝我抗日主张，并公然扣押抗日人员，限制抗日活动，并要把“战委会赶出县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志坚率部队开进枣强县城，将杨逮捕，解除了该县保安团武装。后我将该保安团改编为东纵独立团。

　　我们在武装工作上，尽管有些地方还有缺点，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从1938 年1 月东纵到冀南，至8 月底半年多时间，共争取、收编、改造各类武装近万人，这不仅极大充实壮大了我军力量，而且对安定社会秩序，加速根据地的创建都有及其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摸索了一些有益经验。主要是：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首要一点。其次是团结新部队，首先团结其中的干部，尤其是其中的领袖人物。再就是必须及时而耐心的对下属部队及普通战斗员做政治工作，加强民族教育。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不可以操之过急、要求过高，不能一切像老部队一样要求。但也不能不讲条件过分迁就。

　　收编土匪武装比其他一般的武装就更艰巨、更复杂一些，必须想尽各种办法。因为土匪容易失去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所以最容易被敌人拉过去当伪军。收编土匪应与其订立条约，内容一般是坚持抗战到底，遵守政府法令，保护人民利益，服从指挥等。土匪一般重视所谓江湖义气。因此，除加强政治上团结外，还需要注意私人感情的培养，遇事与他们多商量，多照顾他们，这也是对政治工作的一种辅助，也是帮助政治工作的办法。对于比较进步有民族觉悟的土匪，可保持原来编制，用原来的干部，但要加入新成份或把我们老部队编进去作骨干。派干部必须派强有力的干部。多带领他们对日军作战，在战斗的考验中可以淘汰一些败类。对民族觉悟不高的土匪，如不愿加入八路军可编为外围军，用各种方式帮助其进步。对最坏的土匪，收编成外围军都不可能，对此，在群众拥护下，在有胜利把握的条件下，坚决消灭之。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消灭一切反动武装和日伪军！创建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徐帅“人山战略”在冀南抗战中得到了成功实现！

　　徐帅是有威望的，名声在外，别人都服。再加上正确的思想方针政策，抗日的决心，能打善战，赢得老百姓的信任。